王中亚

　　外来妹，一般指的是改革开放之后，从边远地区来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年轻女子。她们大多在农村长大，学历不高，主要从事比较低端的体力劳动。其实，外来妹古已有之，最有名的就是盛唐时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长安从事卖酒、侑酒服务的西域少女，当时人们称之为“胡姬”。

　　胡姬最活跃的时期为盛唐。自西汉时期开拓的陆上丝绸之路到了唐朝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兴旺。据《唐大诏令集》记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唐朝诗人张祜在《大唐圣功诗》中也说，“甲子上即位，南郊赦宪瀛。八蛮与四夷，朝贡路交争。”晚唐诗人王贞白的《长安道》中则说：“晓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而大诗人杜甫“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的诗句更是写出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的空前盛况。

　　在这条万里迢迢的陆上丝绸之路上，不仅许多国家的君主、使臣纷至沓来，朝拜臣服，还有众多的外国学者、医生、僧侣来到大唐进行文化交流，更有大批的西域客商涌入长安寻找商机、开展贸易。因此，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是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有大量的货物资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来自西域的的高鼻美目、能歌善舞的“胡姬”。

　　开放的唐朝

　　掀起外来少女打工潮

　　“胡姬”一词始见于《左传·哀公六年》，“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但是当时胡姬的身份并不是酒店的打工妹。胡姬成为酒店打工妹的形象始见于汉代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从此以后，许多城市的酒店中都出现了她们的身影。南朝陈著名诗人徐陵的《乌栖曲》诗中曾说：“卓女红妆期此夜，胡姬酤酒谁论价。”后来的宋词、明诗都有这方面的描写，例如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迎春乐》词中说“解春衣，贳酒城南陌，频醉卧、胡姬侧。”明朝学者李攀龙在《送卢生还吴》诗中也说：“辗然一笑别我去，春花落尽胡姬楼。”

　　虽然胡姬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但纵观历朝历代还是以唐朝的胡姬最负盛名。

　　唐朝首都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商旅辐辏，万方来朝。而这些来自异国邻邦的人群中，西域的胡姬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鲜明生动，她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以至于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当时生活在长安的大诗人李白就曾多次写诗赞美胡姬，表达自己的欢喜之情。比如，他在《少年行》中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再如，他在《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写道：“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又在《白鼻騧》中赞叹：“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

　　和李白一样喜欢饮酒的唐朝诗人为数不少，比如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他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中说，“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他在《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中也写道，“青门金锁平旦开，城头日出使车回。青门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几人别。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灞陵东。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马色疑骢。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想见，李白、岑参都是胡姬的常客。

　　当然，喜欢胡姬侍酒的并不只有李白、岑参两位诗人，诸如王维、元稹、温庭筠这些唐朝著名诗人都曾经有过在胡姬酒店把酒临风、欣赏歌舞的经历。王维在《过崔驸马山池》中说，“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元稹在《赠崔元儒》中也说，“最爱轻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诗中所说的“酒家胡”即胡姬的别称。温庭筠在《赠袁司录》中曾说“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还有章孝标《少年行》中的“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贺朝《赠酒店胡姬》中的“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等诗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喜欢聚集在胡姬酒店听歌看舞、饮酒作乐已经形成社会风尚。

　　当时，京都长安人口上百万，商业繁荣、酒店林立，为吸引顾客，展示异域风情，不论是规模较小的酒馆，还是规模较大的酒楼；不论是唐人开的酒肆，还是外商开的酒店，大都聘用年轻貌美的胡姬卖酒、侍酒。这些胡姬在卖酒、侍酒的同时，伴以西域风情的歌舞表演，大大激发了顾客的兴致。许多顾客不仅频频光顾，而且流连忘返，甚至通宵达旦。因此拥有胡姬服务的酒店生意十分兴隆。这样导致了长安众多的酒店对胡姬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从而引发了西域少女子沿着丝绸之路前来长安酒店的打工潮。

　　在这些前来长安酒店打工的西域少女之中，许多都是十四五岁的青春少女。她们不远千里来到长安打工，在酒店当垆卖酒、陪席侍饮、歌舞助兴，有时难免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唐朝著名诗人李贺在《龙夜吟》中就描写了胡姬少女的思乡之情：“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这些西域少女举止间的异国风情、高超的歌舞技巧和热情如火的笑脸，令那些前来聚宴饮酒的客人为之倾倒。这无疑是大唐王朝近三百年间酒店生意兴隆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花的胡姬

　　带来西域最炫民族风

　　在当时的京都长安，胡姬酒店主要集中在东市、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尤其是城东的青绮门，又称青门，更是酒店汇聚，顾客络绎不绝。唐朝的酒店为了招揽顾客，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促销，如酒旗招牌的炫耀、美丽少女的当垆、大牌歌女的侑酒、音乐歌舞的助兴等，其中最有效的促销手段莫过于以西域音乐歌舞来提高酒客的兴致。

　　唐朝胡姬酒店中的音乐歌舞气氛相当浓烈，顾客举杯畅饮之际，美貌如花的胡姬临场献技。在欢快激越的乐曲伴奏下，胡姬热情奔放的歌舞将顾客带入了飘飘欲仙的境界。李白就曾经写下题为《前有一樽酒行二首》的乐府诗来描述自己在胡姬酒店欣赏歌舞、不醉不归的经历：“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这些来自西域的胡姬雪明花艳，活泼开朗，能歌善舞，豪放洒脱，散发出异域风情的魅力和热情浪漫的色彩，成为唐朝餐饮业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温庭筠在《敕勒歌塞北》中也描述了西域羌儿和胡姬十分精湛、令人惊叹的音乐歌舞技艺：“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唐朝诗人章孝标对西域传入长安的胡姬健舞“柘枝舞”尤为欣赏。他在《柘枝》诗中描绘道，“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耸细腰。移步锦靴空绰约，迎风绣帽动飘飖。亚身踏节鸾形转，背面羞人凤影娇。”白居易则对“柘枝舞”描述得更加详细。他在《柘枝妓》一诗中写道：“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这种舞蹈舞姿变化丰富，既刚健明快，又婀娜俏丽，还不时地伴有快速复杂的踏舞和佩带的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让人叹为观止。

　　“柘枝舞”在长安广泛流传后，出现了专门表演这种舞蹈的西域胡姬，并将原来的单人舞发展成双人舞。李白曾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在两名胡姬婀娜多姿的歌舞中，李白与王历阳举杯对饮，竟然从夜晚一直持续到风雪弥漫的清晨。

　　就这样，西域胡姬以如花的美貌挟着美酒、音乐、歌舞风靡了整个长安，让唐朝的酒客们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然而，最让酒客们惊艳的是一种名为“胡旋舞”的歌舞。这种主要来自西域游牧民族的歌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在跳舞时须快速不停地旋转，故名“胡旋”。胡旋女所穿为宽摆长裙，头戴饰品，长袖摆，旋舞起来时，身如云飞雪飘。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胡旋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白居易曾创作一首题为《胡旋女》的乐府诗，非常细致地描绘了跳胡旋舞的西域美女的舞蹈之美：“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长安城里，一时胡旋成风，成为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时髦的舞蹈，可谓是来自西域的最炫民族风。

　　这些来自西域的美貌如花、热情似火、舞技高超、大胆开放的胡姬形象不同于汉文化观念中的美女形象。她们年轻貌美，素手皓腕，当街揽客，满面春风，以舞侑酒，让人们领略了西域美女的别样风情。胡姬酒店云集长安既体现了人们对胡姬的喜欢之情，也反映出人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一种正面肯定。胡姬侍酒，载歌载舞，不仅将聚会饮宴、把酒临风变成一种温情雅致又充满浪漫情调的文化行为，而且展现了“唐风胡化”市井生活的主体色彩，让人看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富裕和繁华。

　　胡风盛行

　　多元文化不断交流融合

　　胡姬，这些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从丝绸之路走进大唐长安的西域外来妹，不仅带来了当垆卖酒、揽客助饮、音乐歌舞的热情服务，而且还带来了饮食、服饰、妆容、宫室、射猎、绘画等方面文化风尚。盛唐时期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拥有近百万的人口和80多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城内商铺林立，百业兴旺，其中常住的异域人口有数万之多，而最多的就是西域胡人。唐朝著名诗人元稹曾写下《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来描述当时的中原胡化的情景：“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以“胡化”为标志的开放气度和以“胡风”为美的社会审美风尚，形成了盛唐社会生活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西域的各种文化竞相在长安流行传播，不仅上流社会以胡姬歌舞为乐，而且文人骚客对胡姬一往情深，即便是长安的老百姓也争先学习胡人的歌舞和胡人的装扮，甚至学习胡人的生活习惯。胡姬作为西域生活和文化的使者，毫无保留地将西域文化传入中原大地，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大唐王朝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不仅重视外来文化的引进，而且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从而开创了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大唐盛世。

　　古人说 “民以食为天”，考察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风情，大都要把饮食文化放在重要的地位。考察唐朝时期也不列外。当时从西域到大唐长安的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仅有貌美如花的胡姬，而且还有充满异域特征的胡食。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最有名的就是胡饼。当时长安的胡饼摊点十分普遍，一时闻名全国，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对长安的胡饼曾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胡饼表面往往撒上芝麻，而芝麻当时称为“胡麻”，因此胡麻饼也就是胡饼。在盛唐时期胡饼不仅是普遍食用的食品，而且还是一种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

　　除了面脆油香的胡饼，西域的胡酒在长安名气也很大，经久不衰。在长安城中的胡姬酒店一般都有西域名酒出售，如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果酒，还有西域龙膏酒，俱为时人称道。唐朝初年，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传入长安，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三勒浆的酿造方法是唐朝从波斯引进的，据中唐学者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龙膏酒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养生酒，唐朝学者苏鹗 《杜阳杂编》中说：“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 因此很受人们的欢迎。

　　大唐长安胡风氤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胡服胡妆的盛行。据《新唐书·舆服志》记载：“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皇宫中如此，民间也不甘落后。《旧唐书·舆服志》就说，开元年间“士女皆竟衣胡服。”胡服的基本特征是翻领、对襟和窄袖，在衣服的领、袖、襟、缘等部位，一般都缀有一道较宽的锦边。《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盛唐女子喜好胡服无疑是受到胡姬的影响，有关资料上就说，当时胡旋舞女和柘枝舞女的衣着都是双袖紧缠，帽佩金铃，耳戴金环，盛唐女子群起仿效，称为步摇。

　　唐朝胡风的盛行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消费潮流和审美风尚，而且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正是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使大唐王朝进入了经济繁荣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