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若论资历与家世，民国实业家范旭东原本可以做官从政，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但他最终选择了更为艰难而充满荆棘的实业道路。当然，如果选择前者，范旭东或许只是权力场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僚；而选择后者，却让他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历程中青史留名。

    创业从盐开始

    范旭东，湖南湘阴人，生于1883年，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裔。6岁那年，范父因病去世，其母带着两个儿子寄居长沙，靠为别人浆洗缝补谋生。所幸的是，范旭东及其兄长范源濂均天资聪颖，在其姑母的帮助下，两人都得到读书的机会。不久，哥哥范源濂得中秀才，年仅13岁。等到清末留日热潮兴起，范氏兄弟二人均赴日本求学，兄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法政，弟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应用化学。

    在日期间，据说东京帝大校长对范旭东的苦读颇不以为然，其曾半调侃地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范旭东顿时脸红耳赤，感到莫大的刺激与耻辱。毕业之际，学业优异的范旭东虽获得留校任教的资格，但此时正值清廷覆亡、民国初兴，他随即放弃待遇优厚的日本教职而束装返国。

    在清末民国初年的十余年中，范源濂仕途大顺，其先后担任清廷学部主事、参事，民国后又出任教育部次长、总长等要职。在兄长的提携下，范旭东也曾短暂任职于财政部，但后来奉派赴欧考察盐政时，因为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范旭东又重新拾回了“工业救国”的理想。

    在当时号称“世界碱工厂”的英国卜内门公司本部参观时，傲慢的主人无意泄露其工艺而将一行人引入锅炉房，并以一种嘲弄的语气说：“你们中国人，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不如参观下锅炉房吧！”范旭东被深深地刺痛，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迟早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化学工业！

    正所谓，近代化工三件宝，酸、碱、盐一样少不了。在西方国家，食用盐乃至喂养牲畜的盐中氯化钠含量都必须高于85％，但当时国内许多地方仍在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由此，一些西方人经常讥笑中国人是“食土民族”。对此，范旭东为之痛心疾首，并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

    事实上，中国的盐资源并不缺乏而只是制盐工艺粗糙落后。1914年冬，范旭东在天津塘沽长芦盐场考察时，看到大片荒碱地上的盐坨绵延不断，盐花雪白晶莹，一派天然盐场的景象。看到这一切，范旭东大为感慨：“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太没有志气了！”

    之后，范旭东向渔民租了一间破旧小屋，开始了炼制精盐的尝试。经过反复的科学实验，范旭东最终成功试制出含氯化钠90%以上的精盐。在技术难关被突破后，范旭东决定在塘沽筹建精盐公司，并将公司命名为“久大精盐”，以示长长久久。

    然而，试验成功是一回事，筹办公司却是另一回事。最初，范旭东以为用现代工艺制盐必然效益可观，公司初始资本金仅定5万元，应该很容易筹集。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首次招股仅募得3000元。而在招股过程中，一些墨守成规的传统盐商还不无讥讽地说，什么“久大精盐”，就怕既不久、也不大！

    无奈之下，范旭东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业务而亲自去筹款，据说，他经常“站在人家的门房等许久，结果还是下次再去。”历经挫折，久大精盐公司终于在1915年4月18日正式成立，景学钤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当年6月，工厂破土动工，12月初正式投产，并于次年推出“海王”牌精盐。值得一提的是，久大精盐公司所使用的平锅熬制精盐的工艺，也是中国盐业技术史上的首创。

    明清以来，食盐一向实行专卖制度，一些传统盐商对范旭东的闯入十分警惕，久大精盐的运销也受到极大的抵制。更有甚者，部分大盐商公然禁止灶户向久大供应粗盐，企图断绝久大的原料来源。遇此困难范旭东自有妙法，他先后将梁启超、杨度、黎元洪、曹锟等风云人物拉入公司，由此将久大精盐的市场扩大到湘、鄂、皖、赣等长江流域。

    此后，久大精盐的事业蒸蒸日上，并很快在三年内由一厂扩为六厂，之后十余年更是自办盐滩多处，分销店遍布南北各省，其生产规模由最初的年产1500吨迅速发展到6万吨以上，资本也由最初5万元增至250万元。由此，久大精盐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精盐公司。

    九死一生说制碱

    久大精盐公司大获成功后，范旭东又把目光投向了制碱。

    某种程度上说，创办久大精盐并非范旭东的初衷，他原本打算从制碱入手，创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重化学工业。然而，制碱工业技术复杂，资本投入也非常大，范旭东没有十分的把握，这才决定从盐业干起，以逐步积累资金与经验。

    这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口到中国的洋碱大为减少，国内需以洋碱为原料的行业如造纸、染色、冶金、玻璃、洗涤等方面企业不得不减产甚至停工。目睹此景后，范旭东深刻认识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此等工业之母，不能专依赖天然，亦不能久仰给于外人”。于是，他决心在久大精盐的成功经验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制碱工业。

    1918年4月，久大精盐公司接收了原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是年12月又斥资10万元买下三块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在此基础上，“永利制碱公司”于1920年5月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范旭东被推选为总经理，化工专家陈调甫全面负责碱厂创建工作。

    建厂之初，永利碱厂的规模气势颇为引人注目，比如其最早兴建的蒸吸厂房和碳化厂房，这两座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高楼，前者高47米（11层），后者高32米（8层）。就当时的建筑水平而言，这两处核心厂房在周边一带可谓鹤立鸡群，堪称壮举了。

    然而，理想与抱负固然很好，但成功未必立刻就来。经过近5年的奋斗后，永利碱厂于1924年8月正式出碱，但令人失望的是，初次生产出来的竟然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消息传出后，外国公司大加嘲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没多久，碱厂4台船式煅烧炉全部烧坏，全厂一度被迫停工。

    从建厂到投产，永利碱厂已经耗去200多万银元的巨资。在苦候数年后，个别合作者心灰意冷，部分股东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在连续的打击下，“永利出货极慢，债台高筑，四面八方受到嘲笑、谩骂、攻击、阻碍”。

    听到永利碱厂出碱失败的消息后，英国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裁尼可逊立刻赶到中国，并表示愿以高于建厂资金一倍的价格接收永利碱厂。范旭东听后，深知英国人的用意在于扼杀中国制碱工业以更长久地垄断中国市场，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搞不成碱，宁可去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后，只好狼狈离去。

    事后，社会舆论对此冷嘲热讽，股东们更是怨声载道，抱怨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无奈之下，范旭东只好一再耐心地说服他们：“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认为一切艰难的事，总有解决的办法；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多少会有成就！”

    在最困难的时候，合作者陈调甫给了范旭东最大的支持。当时，陈调甫的妻子因病去世，在葬礼之后，陈调甫将所受丧仪全部交给了范旭东，以解资金上的燃眉之急。在挺过这段日子后，范旭东也不无感慨地对陈调甫说：“这些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老陈，你也可以多活几年了！”

    说起永利碱厂的转机，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1924年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的化学博士侯德榜。后者加入永利后，立刻被任命为公司技师长（即总工程师），负责碱厂的技术攻关任务。

    群策群力之下，永利碱厂最终突破外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和设备限制，其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苏尔维法”，并于1926年6月生产出碳酸钠含量99％的高质量纯碱，而后者的水准甚至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产品。当年8月，命名为“红三角”牌的永利纯碱一举摘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评审专家一致认为：永利纯碱堪称“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就这样，历时八年、九死一生，差点拖垮久大精盐的永利碱厂最终成功了。而后者的成功，不仅填补了近代中国没有制碱工业的空白，同时也一举打开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自此，永利碱厂、南开大学、《大公报》也被人合称为“天津三宝”。

    永利碱厂的成功并没有让范旭东止步，因为他深知，酸和碱是化学工业的双翼，两者不可或缺。从1934年开始，范旭东就开始筹办制酸厂。三年后，一座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并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硫酸，这也是当时远东首屈一指的硫酸工厂。

    与洋商竞争到底

    1922年，范旭东到庐山避暑时遇到英国卜内门公司驻华代办李特立，后者劝告范旭东：“碱在贵国确实重要，但足下动手也未免过早。按贵国目前的工业条件，过30年再办碱厂也不为迟。”范旭东听后，立即正色道：“在我看来，恨不能早办30年。凡事贵在人为，只要急起直追，还不算晚。”

    当然，李特立的话也大体属实，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各方面都很落后。以制碱工业来说，当时最先进的制碱法系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但欧美各国成立了苏尔维工会国际组织，只在会员国内部互通信息，技术严格保密。由此，在永利碱厂成功制碱前，洋碱在国内大行其道，尤其英国卜内门公司更是处于垄断地位。

    1926年永利成功出碱，卜内门公司大为震惊，其英伦总行老板尼可逊曾托人联系范旭东，建议双方谈一次。之后，范旭东虽然同意见面，但事前定下一条谈判的原则，那就是：

    “永利担负着中国民营化工的任务，其成其败，必凭我自身力量拼命奋斗，在任何情形下，我主权上、制造上是万万不容外人参加的，其可能通融程度，至多以营业为范围，原则上仍然能避就避。”

    会谈中，尼可逊果然再三提议，愿以资本及技术同永利合作。面对这一邀请，范旭东虽然深知永利碱厂的资金链确实困难，但仍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只限于中国国民”为由加以婉言谢绝。

    永利碱厂的崛起，令卜内门公司感到十分不安。为了扼杀永利公司以维持其垄断地位，卜内门随后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对北洋政府进行外交干涉，其理由是，永利碱厂违反工业用盐征税条例，对外商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北京盐务署稽核总所规定工业用盐每百斤纳税2角，而当时永利碱厂每制碱1吨需用盐2吨，因此每生产1吨碱即增加4元成本。好在后来“反帝”舆论兴起，在各方压力下，盐务署最终规定工业用盐免予征税30年。

    一计不成，卜内门公司又生一计，那就是大打价格战。为了彻底挤垮永利碱厂，卜内门公司从国内调来大量存货，每季度即在中国市场降价一次，最低甚至降到原价的40%。如此一来，永利制碱的销路自然大为缩减。

    在此情况下，范旭东决定行“围魏救赵”之计，其找到日本三井公司驻天津办事处，请其代销永利碱厂的“红三角”纯碱。双方达成协议后，永利制碱利用三井公司在日本的销售网，以极低的价格在日本陆续抛售，由此带动日本碱价不断下移。由于卜内门公司也同样垄断了日本碱业市场，其不得不随永利一同降价。最终，感到这样下去只会两败俱伤的卜内门公司只好主动示好，其自愿停止在中国市场上的削价倾销，同时也希望永利公司停止在日本相应举措。

    事后，永利制碱与卜内门公司谈判后就中国市场达成配销协议，其中规定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范旭东还提出，今后卜内门在中国市场上的碱价如有变动，必须事先征得永利公司的同意。在分析了利害关系后，卜内门最终接受。此后，双方就营销情况互通信息，永利不但在本国纯碱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还是占据主导的一方。这在当时的年代，可以说是十分罕见了。

    说到这里，据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年范旭东参观卜内门公司时，英国人说中国人看不懂制碱工艺而只带他看锅炉房。30年后，卜内门公司董事伯烈到天津要求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也如法炮制，交代属下只让他看锅炉房，而谢绝其参观主要车间。

    然而，正当范旭东准备大展宏图之时，日本侵华战争无情打断了他的“重化工之梦”。战争阴云笼罩下，范旭东率领广大职工克服万难，并尽可能将工厂设备迁往四川，重新开辟西南化工基地，以更好地支援抗战。1943年，范旭东制定包括硝酸厂、炼焦厂等在内的“十厂计划”，但就在抗战胜利不久，他却突患急性肝炎而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与世长辞。

    范旭东去世后，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为之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后来又称赞他是“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同时期的实业大家卢作孚更是表示，范旭东不置汽车、不营大厦，每月只拿50元工资，他是中国真正的人才。

    作为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陈调甫、侯德榜、李烛尘等永利创始人曾提出四大信条：一是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是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三是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以顾全团体；四是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事实证明，范旭东等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言其举，也为中华民族工业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