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对于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划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设立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此类案件往往以民事和解、赔偿经济损失以及道歉的方式收场，并未让施暴者感到内心的谴责，司法的“宽容”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了“纵容”。 

    李 扬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11日下午，河南省邓州市城区的两名初中学生纠集6名本校学生，将一名在校生拉至偏僻路段进行殴打。从视频来看，先有学生上前扇被打学生耳光，继而捶打，用脚踹，后又有几名学生围上去拳脚相向，而被打学生一直保持低头沉默、不说话也不还手的姿态。其他参与围殴的学生还拍摄了视频，并在邓州的微信群中疯传，从而引发社会关注。1月13日，邓州市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参与围殴的3名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学生给予行政拘留10日处罚，并罚款1000元人民币，由于年龄问题，其中行政拘留不再执行。其余学生由于年龄不满14周岁，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法律评析

    近年来，校园暴力、霸凌案件屡禁不止，单凭治安处罚法的“罚款了事”似乎难以达到“抚慰伤者、震慑犯罪”的作用。那么，在法律层面，是否有其他的路径可以规制此类问题呢？

    在本案中，对邓州某中学围殴学生的施暴行为，能否进入刑法层面做出评价，主要看犯罪构成要件是否具备。按照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四要件说”，邓州施暴中学生的行为首先是对他人身体健康权的侵犯，满足犯罪构成中客体要件；同时，这些学生实施了非法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符合客观要件；施暴学生纠集人员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集中打击某一对象，目标性明确，这也证明了施暴学生对伤害行为主观上确为故意。本案阻却违法之缘由如下——在刑事责任年龄层面，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施暴学生只有3人，那么这3人可否入刑？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从伤害结果层面看，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需要满足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条件时，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轻伤或轻微伤，只能交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在本案中，被施暴者显然未致重伤，如果动用刑法规制，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精神，也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初衷。从这一角度来讲，本案排除了刑法的适用。因此，本案最终以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而终了。

    实际上，除了公安机关的处罚外，受害者及其家属还可以追究施暴学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因此，如果受害学生的身体遭受了伤害，对于医药费、营养费等，受害一方可以向施暴学生主张民事赔偿。

    从大连13岁儿童杀人到如今的邓州校园案件，面对屡禁不止的校园暴力，规制缺位问题引人深思。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如何给予受害人及其家属合理的回应？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司法发展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我国两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大多是原则性规定，对于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划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立法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设立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丧失了其本身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往往以民事和解、赔偿经济损失以及道歉的方式收场，并未让施暴者感到内心的谴责，司法的“宽容”某种程度上演变为了“纵容”。

    第二，在法定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上，我国法律确需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现实。首先，年龄因素的阶层判断不应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排除”缘由。在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之中，年龄因素本应属于消极的、最后的责任要素，然而，司法普遍存在着年龄因素提前介入判断或“年龄绝对排除犯罪论”的倾向。比如， 在2018年10月25日的南平校园追砍案中，南宁一名初二学生围殴、持刀追砍同学，事后，校方以义务教育为由未加以处分，警方以年龄不足为由不予立案。此类恶性校园暴力事件如不进入刑法层面进行评价，将纵容和宽宥犯罪，使得校园暴力事件愈演愈烈。

    第三，在青少年犯罪治理问题上，我国缺乏有效且独立的少年司法体制。虽然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提出要进行以少年法庭为审理主体的司法制度改革，但是这一改革过程中仍然问题诸多。比如，审理未成年人这类特殊主体的案件，应当建立与少年法庭相对的少年检察院，形成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再如，在我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二元并存的制裁体系下，很可能出现轻纵施暴者的现象，因此，针对少年司法处遇措施也要双轨并行。具体来说，可以增加针对少年严重不良行为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既给其悔过的机会，也不能过分强调“仁慈司法”，丧失法律本身震慑犯罪的功用。

    第四，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严重忽视了对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这一点在校园暴力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校园暴力案件中的受害群体多为青少年，心理承受能力偏低下。然而，我国没有完善的心理损害测评机制，没有明确专门负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责任单位。一些学生遭遇校园暴力后无法得到有效的心理疏导，成为终身的隐忧。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将精神损害状况纳入刑事量刑的考量范围，主要原因在于，精神损害具有隐蔽性，进行量化评价十分困难，从而难以成为司法量刑的考察指标。

    第五，校园暴力事件的形成非一朝一夕所致，其中有多方的影响因素。可以说，单靠法律规制不足以堵住源头，只有学校、家庭、社会、法律协同发力才能有效预防校园暴力的不断重演。家庭要注重对于学生的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学校应当在校园里安装“无死角摄像头”，关注学生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言行，设立心理疏导和法制宣传部门，定期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社会各方应阻断暴力恐怖色情影视作品对青少年群体的传播，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立法要因时因势而变，及时预测社会的发展方向，使法律不只成为弥补漏洞的工具，也成为防控风险的堡垒。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